2023年12月13日，是五月天陷入“假唱”疑云的第13天，风波仍未平息，无数歌迷正在焦急等待答案。而就在12日，江苏卫视一则“真唱，我们从来都是认真的！”的微博更是将#跨年晚会真唱#直接推上微博热搜，市场对演出市场“假唱”现象的持续关注可见一斑。
两周前，博主“麦田农夫”发布视频称，五月天上海演唱会存在假唱，引发舆论风暴。尽管五月天方面回应否认了假唱，并且官方也宣布介入调查，但这一事件仍在继续发酵，甚至有网友怀疑起了自己曾看过的其他明星演唱会也是“假唱”……
截至14日下午4点，“麦田农夫”关于五月天“假唱”视频已有450万以上的播放。
作为演出回归的大年，今年前三季度超1亿人次观众在国内看了34.2万场演出。而在一众演唱会中，五月天巡回演唱会最热闹，几乎周周开唱，从5月到11月，仅在内地市场就唱了47场。期间，还曾因抢票难、黄牛票价高等，数次登上热搜。“巡演场次过多，歌手唱多了身体很难受得住。”汪苏泷2023世纪派对巡回演唱会出品人、果儿现场主理人王欣明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直言。
采访中，《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市场上关于歌手“假唱”的传闻早已有之，并非新鲜事。但为何偏偏会在今年从“五月天”身上爆发？经过记者调查发现，在行业里，现场没有真人演唱的“预录和声”，还有使用电子音乐“冒充”真人“假弹”现象等同样司空见惯，但这种行为是属于辅助，还是造假，尚属模糊地带。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健盛对每经记者回应称，演唱会是今年的消费爆点，相关消费争议也大幅增加。“而有些争议缺乏判断细则，所以我们对相关问题也非常关注。”
笼罩行业数年的“假唱”疑云
为何在“五月天”爆发
针对被质疑假唱一事。12月4日晚，“五月天”的经纪公司相信音乐Bin-music在官方微博回应称：“五月天在巡回演出中，不存在任何假唱。网络上关于‘五月天假唱’的言论均为恶意攻击、造谣中伤，严重损害艺人形象。”
该声明落款为相信音乐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12月6日下午三点多，每经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市安联大厦8层的五月天的相信音乐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整个办公室只有前台一位工作人员，前台告诉记者，公司有的人在出差有的在出商务，目前没有人，至于什么时候回来也不能确定。“有的人跑演唱会可能一个月都回不来。”“北京（公司）这边总共只有十几人。”
“在外界看来，五月天事件表面像是up主（上传者）在挑事，但其实是因为歌迷不满意，把录的演唱会现场视频发给up主去做鉴定。”微博粉丝近200万的乐评人、音乐制作人邹小樱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称，歌迷的疑虑早产生在2018年—2019年。
有受访者告诉每经记者，其实行业早有多位艺人、歌手被怀疑过“假唱”。不过，“在五月天陷入假唱风波之前，演唱会市场从未遭遇过如此大的波澜。”熟悉五月天经纪公司的骆俊（化名）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背靠粉丝经济，歌迷和偶像之间是非常复杂的情感纽带关系。“很多歌迷心甘情愿花费很多的精力和金钱时间去演唱会，是希望完成一场情感连接的线下奔赴。他们或许不会在意唱得好不好，甚至能接受跑调，但无法容忍‘假唱’。”骆俊表示，尤其在粉丝看演出的需求被压制了3年，且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他们更在乎现场感。
“演唱会的情绪价值、现场感受，是年轻人热衷的。而消费永远是年纪大的跟着年纪轻的走，这三年刚变成消费主力‘零零后’对演唱会的热情，带动了大众消费。”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健盛对每经记者回应称，演唱会成为消费爆点，演唱会相关的消费争议也大幅度增加。
截至2023年12月13日14时许，记者查询看到，在黑猫投诉上关于“演唱会”累计投诉多达1664.9万。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2023年前三季度国内演出34.2万场，累计观演人次达1.11亿，票房收入315.4亿元，均远超2019年全年。歌迷粉丝们更是迎来久违的狂欢，抢门票、订机票，用真金白银换来与偶像歌手的一场场双向奔赴。
“五月天是流行乐队，歌迷去听现场就是为听人声，如今出现‘把人声放在Program（即乐队和歌手在录音棚事先录好的分轨）里’的怀疑，是引发此次事件不断发酵的一大重要原因。”骆俊分析认为。
演艺人张蕾认为，问题爆发的原因一方面是以前演唱会的产业规模和体量相对较小，没有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另一方面短视频等载体的出现让传播环境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在歌迷内部，除了关于五月天疑似假唱的争议，还有一点是他们格外关注的：为何今年五月天今天的演唱会如此密集？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3年五月天在亚洲巡回演唱会高达73场，其中内地共演出47场，几乎周周开唱。仅11月上海就举办了8场，门票价格从355元—1855元。有业内人士向每经记者表示，粗略估计上海8场演出票房超3亿元。
对此王欣明也向每经记者表示，“巡演场次过多，歌手唱多了身体很难受得住，但场次数量可能早就签好了合同。”据王欣明介绍，对艺人和主办方来说，只要票卖得出去，多数巡演会开很多场次，“开的场次越多成本均摊相对就会越低，那收益率就会越高。”
“垫音”“预录和声”已司空见惯
这是“辅助”还是造假？
业内对“假唱”的普遍认为是，歌手在现场表演时，通过预录歌曲播放仅做嘴型配合表演。但此番，五月天疑似假唱事件爆发后，还牵出了众人对“垫音”、舞台上没有真人演出的“预录和声”等是否也是造假的热烈讨论。
“比如在CD里听一首歌，财盛证券通过一轨一轨的录音叠加，往往会包含和声等多层次人声；但在演出现场，有些歌手可能没有办法把原CD中出现的团队都一起带来，这时往往是把CD‘和声’或主唱提前录好的音轨直接加到现场Program里，相当于一个垫音。”骆俊向记者表示，这就会导致台上明明只看到一个人在唱歌，却能听出几个人的声音。
在多位行业人士看来，在演唱会中采用“垫音”“预录和声”是国内外行业内的常规做法。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演出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高强度、高频次的演唱会上保护歌手的嗓子。
陶然悯（化名）的公司主要从事作曲和音乐制作，团队创作人超百名，她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演出都会垫一部分，尽量弱化现场突发的一些错误，但是不会全部都用。”
“欧美很多大牌歌手，在演唱会现场需要特别多力量感，这时候就会放一轨自己的声音垫在下面，让现场的声音变得更宽更猛。”邹小樱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坦言。
邹小樱进一步解释，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中，对于一些慢情歌，基本上都是阿信完整的唱，观众可能听不到太多的和声；但对于摇滚或者力量感很强的部分，就会有较多的垫音。
几天前，《丁香花》演唱者唐磊在观看五月天巴黎演唱会视频后也称，发现五月天演唱会中有很多的Program。“他的舞台上是没有键盘手的，但音乐中有很多丰富的键盘内容，同时舞台上是没有唱和声的人的，但是演唱中有很多垫底的和声，我想阿信事先也是录了一轨主唱的人声。当调音师发现阿信现场状态不好时，会把事先录好的主唱人声推上去，把现场真唱的声音拉下来。”
对于“预录和声”中的人并没未真实出现在演出现场，骆俊认为，“倘若删掉‘和声’依然能听到主唱的声音，这种不算假唱的，只是相当于把‘和声’作为一个环境或氛围音放在里面”。
不过，虽然“垫音”“预录和声”等在行业内已司空见惯，但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陈籽行则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如果一般行业标准认为应当现场伴奏、现场和声，且演出过程中并未向观众告知真实情况，认为属于是对消费者的欺骗，消费者有权要求主办方及艺人演出团队进行赔偿。”
十余年来鲜有假唱被处罚
曾有明星假唱被罚5万元
在现有技术下，想辨别“假唱”并不复杂，但关键是如何界定。
“五月天等歌手的大型演唱会都有监管，会有专人在调音台旁实时监督是否假唱，每一道声音会单独进调音台。现场不用听，只需要看指示灯就知道是什么状况。”邹小樱告诉每经记者。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演员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演出举办单位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为假唱提供条件。演出举办单位应当派专人对演出进行监督，防止假唱行为的发生。”
“我们在商演、音乐节的时候，都会与合作歌手签订‘不假唱承诺函’。”骆俊、张蕾等从业者向每经记者表示，演唱会在报批时也会与艺人签署承诺书，但其约束力有限。他们认为目前行业对“垫音”等是否算假唱并无明确规定。
业内关于歌手在营业性演出中假唱而被处罚的公开信息并不多，且扣罚金额有限。
有受访者向记者回忆，“全国假唱第一案”发生于2009年。彼时，相关执法人员在成都举办的“黄圣依个人演唱会”监管中发现，演员方梓媛、殷有璨部分歌曲涉嫌假唱。经过长达半年多的立案调查，方梓媛和殷有璨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违法事实成立，执法部门对二者分别给予5万元行政处罚。
时至今日，距离“全国假唱第一案”已过去14年。“近几年，司法裁判公开的涉及假唱案件不到10起。”陈籽行告诉记者，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以假唱欺骗观众的，对演出举办单位、文艺表演团体、演员，由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演出举办单位、文艺表演团体在2年内再次被公布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个体演员在2年内再次被公布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此外，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还有权对其最高处以10万元的罚款。
唐健盛表示，有些争议目前还缺乏一些判断细则，所以上海市消保委对相关问题也非常关注。
谁为假唱负责？
倘若假唱“实锤”，谁该负主要责任？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背后的经纪团队、主办方等均要负责。
记者查询看到，五月天经纪公司为相信音乐，其在上海的主办方为上海蕴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上海华人文化演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人文化”）100%控股，此外北京、深圳等地巡演的主办方也是华人文化旗下公司。
“消费者可依照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要求演出举办单位赔偿损失。”陈籽行表示。
“我觉得这次（五月天涉嫌假唱）引发全民讨论，也是件好事，能让监管重视起来，帮助行业正本清源。”长期观察演出行业的刘旭阳（化名）希望，上级部门能借此契机，细化相关法律法规。
“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管理办法其实有些滞后了，应该根据被管理环境和被管理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张蕾说。
今年的火热并非演出行业的常态。在张蕾看来，非常态情况下暴露的问题，有些是行业一直存在的，有些是因为集中爆发导致的新问题；后者随着演出行业回归常态是可以慢慢消化掉的，但对于前者，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正是纠正的好时机。
骆俊则指出，歌手应该严格规范自身，“你赚的是谁的钱，该不该卖情怀，而你的情怀终究能值多少钱？行业监管部门能否对演出审批的流程更精简，对艺人的要求抬高点。”
“比如成立委员会，为行业制定标准，规定垫音超过百分之多少就算假唱，以此量化市场存在的一些不合规行为，将其形成体系，防止再被钻空子。”骆俊建议，同时还可借助AI（人工智能）分析等高科技手段来判断演唱会中出现的“假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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